我没有参观李延生画展---介子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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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文革”画家笔下,矿工的形象同样是红光亮、高大全式的,我当年就曾临摹过李延生、侯杰等人的作品。李延生的《煤海盛开大庆花》、赵荣纪的《踏遍煤海千条巷》、吴云华的《毛主席视察抚顺》、杨之光的《矿山新兵》,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美术经典,甚至是那个时代的符号记忆。这些矿工形象,脸上无不洋溢着主人翁的自豪感及所谓的“大无畏的革命精神”。

1974年,轰动一时的上海、阳泉、旅大工人画展中,阳泉画家的目光多在矿工身上,一副名曰《千秋功罪,我们评说》的宣传画,至今历历在目,清晰可鉴。我母亲年轻时工作过的煤矿,曾有过一支冠以“穆桂英”的女子采煤队,那是个激情的岁月、浪漫的年代,今天看来,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自己的思考,没有个人的隐私,有的只是集体和国家。我从小生活在矿山,进进出出见到的都是矿工。矿工就是我的左邻右舍、叔叔伯伯,我的父亲也曾下过井,为此还工伤住院过。那时我吃过的夹肉饼,就是他自井下省吃带回的。后来,每逢过年,他都会下矿保勤,过革命化的春节。矿工的形象虽没有画家笔端的那么魁梧伟岸、红光满面,却也决不是时下见到的民工模样,委琐砢碜,蓬头垢面,毕竟心中还存有主人翁的一丝自豪。那时也有矿难,死伤一半个人而已,不似今天,偶有披露,十几个、几十个,甚至上百个人一下子就全没了,或透水,或冒顶,或瓦斯。每每路过煤矿,我的心便会因此黯然下来,而过去,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亲切感,那是井架,那是煤仓,那是矸石山。如此场景都曾是画家们着力表现过的,映着朝晖,透着鲜亮,这些大工业时代的呈象,已不仅仅是矿工的荣耀和锦绣。问及矿难的原因,父亲喟叹道:缺乏人才,科班出身的大学生,如今已鲜有入山进矿者,自己培养的子弟兵也多不安于现状,纷纷高走。我想,他只是道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。父亲常言,又梦见富家滩时候的事了。富家滩煤矿是他和母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。那里有青春的憧憬,有人与人之间简单的真诚,有宣传亭里的劳模照,有悠扬的苏联歌曲,这可能正是他魂牵梦绕此地的原因,虽然这里二十年前便已枯竭而亡,人去楼空,成了一座死寂的废墟。我想这便是所谓的主人翁意识了。没有了这种意识,矿山只是你谋生挣钱的处所,工人只是你盘剥刻薄的对象;没有了这种意识,工余只是涩酒的苦闷和烟卷的刺鼻,只有无助的寂寞和无奈的灰心。矿工的现状如今或许只有写实主义的摄影家为之关切了,其作品的震撼往往在于批判,在于揭示。作品的确让人确信并产生同情,但人们多不愿留之在记忆的深处。这些纪录,纪录的只能是真实的模样,却不是时代的风貌。李延生于2007年5月上旬在太原国贸大厦举办个展,那可是我自小企慕仰止的大牌画家,但我还是没有去,只因他已不在关注矿工,他要走市场,市场要的不是“主人翁”,要的只是梅兰菊竹、仕女逸人。过去的斧披皴皴的是煤块,现在皴的是山石,过去作为点缀的花草,如今成了画面的主打,曾经主体的人物萎缩成了板桥上不见眉眼的拄杖隐者,成了瀑布旁影影绰绰的抚琴高士。但他的转型不能算成功,不知是功力上的还是心态上的原因。 “文革”时期当红的那批画家,都有这样的通病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念,一个时代的风采,靠转变思路岂能更张易辙,各领风骚三五年者,是谓也。但你不转变,又能怎样。我见过一些李延生先生后来画的鹿,个头很大,占据了多半个画幅,笔墨酣畅,颇有气势,构图与其鼎盛时期的作品同出一辙,只是已鹿代人罢了。